Sunday, November 4, 2007

林梧桐傳奇一生 第1篇

放棄賣菜種南下謀生
窮小子變商業鉅子

摘自我的自傳-林梧桐\周少龍撰寫
雲頂集團創辦人丹斯里林梧桐胼手胝足,將荒山闢為國際旅遊勝地的故事,一直為人津津樂道。他把一生的奮鬥史寫成自傳,讓人深入瞭解,一個窮小子成為商業鉅子的不凡故事。

人前鮮少露面的林梧桐推介其自傳,吸引大批傳媒訪問,林老魅力可見一斑。
孫中山先生1911年的辛亥革命,結束中國長久的帝王統治,也掀開數十年動盪不安、軍閥權力鬥爭時代的第一頁。

我的童年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度過的。然而戰亂對鄉下的衝擊比較小,我和大多數當時的孩童一樣,過著平凡的農村生活。

我有個愉快的童年。雖然家庭不富裕,卻充滿歡樂溫馨。6歲唸古書,課餘時間,我經常跟著父親在街邊,或到永春賣菜種、茶葉和其他的物品。

我16歲那年,父親逝世,家庭生計陷入困境,我被迫輟學。身為家中最大的男丁,我別無選擇地挑起養活一家七口的重擔。

我接手經營父親創辦的小生意。還記得當時我得向親友借2元充作購買菜種的本錢。

一開始做生意便發現,跟在父親背后是一回事,自己獨當一面又是另一回事,困難重重。第一天到永春兜售,竟然連一單生意都做不成。

當晚在床上輾轉反側,唉聲嘆氣,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。時至今日,仍然忘不了當時那種挫折感。

第2天早上,我回到永春找上一位常光顧父親生意的老婦人,央求她給我介紹一些顧客。承蒙她幫助,當天就把菜種賣完。算算錢,除了2元的本錢,還賺2元8角。

賣菜種的生活是清苦的,一大早就摸黑出門叫賣,每天得走一段不短的路,有時還老遠地走到永春做生意。苦幹2年后,我存了百多元,還清父親生前欠下的72元,無債一身輕。

戰亂之中,家鄉鬧土匪,市道不好,我決定放棄我的生意,改行做木匠,一做又是兩年。由于戰亂,生計艱難,不少人都萌生南下南洋謀生的念頭。

堂兄景聰,即三叔林模杏的兒子,于1934年到馬來亞。受他激勵,我也決定步他的后塵。

四叔林模瑾早年已到吉隆坡從事建築承包業務,並是個成功的A級建築承包商。

有一天,我知道他寄了200元給我母親,充作弟弟的教育費,便馬上和她商量。我說我想到馬來亞闖一闖,問她是否可以把一部份的錢借給我作盤川。她毫不猶豫地點頭答應。

一生敬愛父母親

林梧桐母親吳萬。
提起安溪這個多山的地方,喜歡喝茶的人士都會馬上想到它聞名世界的鐵觀音名茶。除了茶之外,這裡也出產不少鐵苗和煤炭。

在我孩童年代,安溪是個偏僻小鄉,。鄉民大多數以農為生,過著純樸的生活。

我的祖家在蓬萊,祖先很早就來到安溪,到我父親的那一輩,已是第14代。

我的祖父是林美照,生下我父親兄弟四人。父親林石泉是老大,三個弟弟是林模梓、林模杏和林模瑾。像我祖父一樣,父親是個正直的人,一生受人敬愛。

也許父親過世較早,留下給我的印象並不深刻。跟當時許多典型嚴父一樣,為人嚴肅,甚少和我們兄弟姐妹們熱情傾談,但他疼愛孩子。他諄諄的教誨,刻骨銘心,使我一生受益不淺。

母親吳萬,雖非來自富家,是一個傳統的賢妻良母,有濃厚的宗教信仰,熱愛家庭,十分注重孩子的教養。

平時,父親在外忙著經營售賣菜種、兔子等的生意,母親則在家裡照顧7名孩子。雖然纏了腳,還一手包辦家中粗細活兒。

我一生敬愛父母親,雖然自己已是個白髮蒼蒼的老人,但對他們念念不忘。特別是母親,她的音容,更是時時活在我的心中。

對我認識比較深的人都知道,我的辦事處及睡房都掛著我母親的照片。

我在家中排行第五,上有哥哥景亞和三個姐姐:林庄、林寶、林昔;下有妹妹林美和弟弟景坤。

景亞比我大12歲,在我出生不久就到馬來亞謀生,在吉隆坡茨廠街經營炒麵的小販生意。他前后南來3次,最后一次回鄉時我已12歲了。

后來有人告訴我,哥哥在馬來亞的時候,曾計劃在我年紀稍長的時候帶我過來協助他做生意。然而他的計劃始終不能實現,他在1931年26歲時病逝,留下一男一女,男的是林海水,女的是林卻。

日軍入侵重返馬來亞
無緣再見慈母

1940年11月29日,我取道新加坡,從水路直奔廈門,途經同安再往安溪。那時廈門已經落入日軍手中,而同安依然在國民黨的掌握中。

我坐的船只為了避免另生事端,在進入廈門水域時懸掛日本旗,離開日本人勢力範圍就馬上換上中國旗。幾番輾轉,我終于安然抵達安溪,見到了久違的母親和家人。大家見面時恍如隔世,激動不已。

休息一星期后,我又重操舊業當木匠。在內心深處,我希望能夠留下來,重過以往的平靜鄉村生活。然而后來的局勢演變使我不得不放棄原本的打算。

回鄉后與家人親友歡聚的七個月又七天,雖在戰亂中渡過,卻是我一生中最快樂溫馨、最值得回憶的日子之一。

可惜良辰苦短,急轉直下的戰局迫使我在衡量整個局勢后,當機立斷,作了我一生中最大的抉擇:重返馬來亞。

這個抉擇變成我人生中的分水嶺。我接下來在馬來亞落地生根,開枝散葉,開始我新的人生之旅。

我離開安溪數天后,日軍加強對中國的控制,限制進出福建省的人流。倘若我當時優柔寡斷,拿不定主意,肯定趕不上日軍實施出入管制前最后一艘離開廈門的船,永遠札根中國,那我一生的際遇肯定會完全不同。

又是別離的時候。1941年7月底的一個早上,母親含淚把我送到碼頭。我緊握她的手,以同樣熱淚盈眶的雙眼望著她痛惜告別。

我當時在蓬萊上船,取道安溪南下泉州。船開動了,望著母親漸漸遠去的身影,心裡交織著對戰亂的憤概和無奈。今朝一別,不知何日能再相見。

最遺憾的是,這次在碼頭與母親告別,竟是我最后的一次。大約4年后,她便與世長辭。我連見她最后一面的機會也沒有。命運真殘酷啊!

南渡成功闖春天
乘私家郵輪還鄉

1937年,也就是日本人借盧溝橋事件入侵中國的同一年,我拎了一個小行李箱,帶著母親給我的100元和我本身75元的儲蓄,到馬來亞追求夢想。

那年,我只有19歲。此去前路茫茫,但我決心闖出一個春天來。

在接下來的10年裡,弟弟景坤、堂弟,即景聰的弟弟北斗,也相繼到馬來亞落地生根。

1937年二月初,我乘了一艘貨船離開中國。離行前夕,母親再三叮嚀我人在異鄉,凡事要容忍,不能與人發生爭執,更不可與人動武。她的一番話我都一一牢記心中,對我日后處事待人的態度有很大的影響。

首次隻身遠渡重洋,心中茫然,當時是走一步看一步、胸無大志,只求能夠賺點錢寄回家去供養家人,便心滿意足了。

當時我做夢也沒想到,59年后,我會乘坐家族公司的豪華郵輪衣錦還鄉。1996年2月,當嶄新的雙魚星號超級郵輪,在香港──廈門的首航中駛入大陸港口時,憑欄儜立的我不禁百感交集,感嘆人事的變遷,也感激上天對我的厚賜。

在南中國海航行的8天才抵達新加坡。在大姐的家暫住2天,第3天就搭火車到吉隆坡。大姐夫的哥哥柯上海不只給我買了火車票,還給我2元零用錢。

到了吉隆坡,我就住在四叔林模瑾的家,開始做木匠,學習建築,幹的都是粗活兒。工資是每天8角錢,有工做就有錢,沒工做就沒錢。

工資雖少,我仍每月省下一點錢寄給鄉下的母親。四叔也在我開口時給我50塊寄回家。

初到馬來亞,不會講馬來語是個大障礙,于是用心學習,很快地就朗朗上口了。

替四叔打了兩年工,累積一些經驗,就想自己搞點兒建築承包。初試啼聲的工程是在吉隆坡蕉賴路九英里附近,二手承包興建一間兩層樓的學校。

完工后,賺了一百多元。數目不大,對我卻是莫大的成就與鼓舞。

轉眼過了3年,心裡非常想念家鄉,加上爆發中日戰爭,更使我對家人的安危,尤其是多病的母親,憂心忡忡。

最后,我決定冒險返回家鄉。

Source: China Pres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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